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掠夺和大屠杀，曾无数次不幸发生过。然而，毁灭生灵最多也最残酷的，当属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世界性战争。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动九一八事变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整个人类的伤亡数字超过了7000万。其中，中国死伤了3500万人；苏联则付出了2000多万人的伤亡代价。而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一共屠杀了600万以上的犹太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正因为如此，记住战争、悼念死难者和审判战争罪犯才具有了普世意义。
2005年5月12日在柏林建成并揭幕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和纪念馆（英文名为THEMEMORIALTOTHEMURDEREDJEWSOFEUROPE），可以说为悼念被戕害的亡灵和教育后人作出了努力。它的出现，使得人们再次直面人类的伤痛，直面那些完全被莫须有的歧视、偏见和憎恨所荼毒的生灵。纪念碑群造型奇特，展览馆的布置和说明痛彻人心。不夸张地说，所有参观过它的人，只要是善良的、道义的、人性的，都会在走出纪念馆的那一刻，正确回答“苦难，是谁加给我们的”这一重大命题。
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建立，经过了德国联邦议会的长期辩论。议案最终的通过时间是1999年6月25日。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的动议，是由一位广告设计人李?卢斯最先提出的。他在1988年就倡议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他的建议得到了包括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协会的支持。最终，这个闻名世界的纪念碑群和纪念馆，选址在柏林市中心原纳粹总理府旧址之上。它距离德意志的民族标志勃兰登堡门及联邦议会仅一箭之遥。在这片寸土寸金而又深具历史内涵的地段建立纪念碑，不仅证明了它占地的贵重，更表现出修建者对它地位的尊崇。世界很多国家都在首都中心位置修建纪念碑，以缅怀自己的民族英雄。而德国人则痛心疾首，在首都的心脏处建起了有关自己民族历史污点的永久性碑碣。
当然，没有人试图把德国人民同法西斯分子划等号。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只占德意志民族的小部分。但是，一个产生过法西斯狂热并导致极大罪恶的土地和生活其上的人，应该对自己的民族性进行反思。
但显然，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缺陷、历史错误甚至历史罪行并不容易。同样是犯有发动战争罪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至今还在推诿、塞责甚至否认他们对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和太平洋地区所进行的侵略。而就一般民众来说，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几乎是同样巨大的。从1944年到1945年，当战场逐渐逼近第三帝国本土时，那些曾经是世界最重要也最知名的城市如柏林、德累斯顿等，几乎在日复一日的盟军轰炸中夷为平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则连续遭受两颗原子弹的轰击（据说，如果盟军的原子弹早些试制完成，可能首先投放的是德国工业城市德累斯顿。当时，盟军设想以毁灭式的大轰炸来彻底摧毁德军战斗意志）。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将苦难强加给了无辜的他国人民；另一方面，他们发动的战争也给自己民族带来巨大伤痛。由于这样的悖论，生活在这些国家里的人们，就处在一种心理困境中。他们经常殊自发问：我们自己到底算不算战争的受害者？
因为战败以及对犹太人、吉卜塞人等的种族大屠杀，在德国，“受害者”（VICTIMHOOD）一词始终是个民族禁忌。通常，人们避讳使用这个词，担心它造成政治上和语义上的麻烦。但即使如此，“受害者”的心理维度，在德国人中仍然是存在的。因为，在1945年前后，战争的确为苏占区和西方三国占领区民众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当时，因战争失去亲人的家庭无以计数；因战争被迫迁徙的人也以千万计（据统计约有1200万～1400万人），这些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1945年的冬天极为寒冷，可以想象，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既缺少食物、薪火，又没有御寒之物，他们只能挣扎在死亡线边缘。战争虽结束了，但德国大部分城市已成一片废墟。据有关材料，在西方三国占领区，从1945年到1946年，人均日热量摄入刚刚达到一千大卡，比维持正常所需的2400卡要少一半以上。此外，大量的战争赔款和以拆卸工业设备抵偿战争赔款的行动，更使民众恢复生产、改善生活的希望大受挫折。在这种啼饥号寒、哀鸿遍野的窘况下，在一般德国人中产生“受害者”的想法和怨艾，于情理是自然的。由于这段悲惨的记忆，普通德国人中的这种“受害者”情结，甚至蔓延为集体性记忆。
既然是集体记忆，就有很大存在空间。硬性删除这种集体记忆，不是容易办到的。因此，民族性的反思教育，就变得十分必要。通过教育和反思，最终使普通德国民众懂得一个道理：“苦难，到底是谁加给我们的？”同时也要使人们觉悟到，如果德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那么它实质是在道义上混淆了善恶；在历史上违背了真实；在责任上颠倒了轻重；在法律上认同了不公正的裁决。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关“受害者”观念的争论，在德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断有有识之士站出来，以自己的行为告诫国人，真正的受害者应该是那些死于法西斯屠刀下的人们。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仅仅是因为种族问题、身份问题和作为国际法必须保护的战俘，就被残忍的成百上千万地剥夺了生命。这是人类进步行程中所不能容忍的。
最先站出来的，是被称为“1968年的一代”人。这代人出生在战后。在1968年前后成为大学生。他们大声疾呼，要德国人以更加开放的思维面对纳粹时代，反思纳粹给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伤痛。后来出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就属于“1968年一代”的一员。他在成为德国总理后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在一个公开讲话这样说到：“我们要纪念那些被德国屠杀的600万犹太人；我们要纪念那些在德国人发动的战争里成为牺牲者的上百万的欧洲和苏联人；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可以提到由于战争带来苦难但却无法说出来的我们德国人自己。”
更为著名的事件是，德国总理勃兰特于1970年2月访问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的屈膝一跪。有人说，勃兰特那张下跪的照片，不仅显示了勃兰特的人格，更标志了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从纪念碑回到下榻处后，勃兰特对朋友说：“我几乎是不自主地跪了下去。因为当我站在纪念碑前，面对那些遭受如此巨大苦难的魂灵时，没有任何一个字或祈祷，可以由衷表达我所感到的沉痛和忏悔。”
1985年，西德总统理查德?魏萨克在议会发表讲话时也指出：德国人“反人类的罪行”，特别是实行大屠杀的这种“毁坏人类文明”的行为，必须成为西德人公共记忆的核心。
这些痛心疾首的自罪反思，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也主导了社会的心理趋向。进入九十年代，德国国内对法西斯主义加给人类灾难的思考，形成了更为强大的社会潮流。人们运用电影、电视和展览等手段，对法西斯德国的残酷、暴虐及疯狂做了充分展示。1995年，一个名为“毁灭战—德国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4”的展览曾轰动一时。这个展览在德国和奥地利各个城市里展出。它以无法辩驳的事实和影像材料告诉人们，普通德国国防军（即“WEHRMACHT”。他们不是盖世太保，也不是专门执行处理和屠杀纳粹占领区犹太人、战俘的特种警察部队即“SS”，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夺得政权以前就建立的德国正规军）是多么广泛地参与了对犹太人和苏联战俘的大屠杀。他们甚至仅仅出于怀疑，就随便处决那些被认为是游击队的占领区民众。这种屠杀的规模，都在万人以上。1996年，丹尼尔?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出版。这本书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响。它以大量原始档案和确凿证据表明，在希特勒统治下，排犹倾向是一般德国人的典型特征。戈德哈根说：这种排犹主义几乎构成了20世纪德国的历史。它表现在：“对犹太人的偏见成为一种强迫观念，达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德国社会的一切毛病和缺陷都归咎于犹太人。这种排犹主义，其主张是异常激烈的，往往倾向于暴力。”由此，戈德哈根断言，德国人参与屠杀犹太人是自愿的，并非在纳粹分子的强迫之下。
充分的证据使德国人认识到，法西斯摧残人类的罪行，并不仅仅是一般想象中纳粹特种警察部队在集中营或死亡营里干的那些勾当，而是整个德军在侵略推进中随时随地进行的屠杀（RUN-OF-THE-MILL）。甚至，普通德国民众在反犹浪潮中也充当了加害者的角色。由此，德国人开始丢弃原来坚持的所谓“干净的战争”的观念，将战争和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战俘的野蛮屠杀联系在一起。
的确，那决不是一场“干净”的战争。根据今天的研究，希特勒侵略波兰和实施他所谓的“巴巴罗萨”计划，真正意图并非以军事为主，而是经济目的大于军事目的。纳粹德国当时设想，在发动战争之后，其战略动作主要是施加对东欧和苏联的经济掠夺。这些经济掠夺，又主要以当地的粮食、工业设备、战略资源和劳动力为目标。与人们的想象刚好相反，当时，纳粹德国发动战争并非因经济力飞速膨胀、积攒下了巨大的财物力储备，而恰恰因为处在深幅的经济衰落中，才试图以发动战争来解脱困境。
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肮脏性”。战前，希特勒曾大肆谈论过美国的移民经验，声称要把伏尔加河变为德国的密西西比河。纳粹德国当时设想，要大量向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移民，迁出波兰人口的80%～85%，乌克兰人口的64%，白俄罗斯人口的75%，然后将德国人移往上述地区。他们甚至计算出德国移民的人口密度应为每平方公里80人。这远远低于了德国1939年时每平方公里133人的人口密度。为实现这个移民计划，被迁出的当地人口将被分成两部分：有劳动能力者将作为奴隶为纳粹德国服苦役；而老弱病残和孩童，则被投入毒气室。因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犹太人聚居地，所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主要发生在这些地区。
1941年6月中旬，也即在侵苏的“巴巴罗萨”计划发动一周前，党卫军头领希姆莱在对特种警察部队的训示中，提出了即将出现的所谓“种族战”。他当时已经估计到，“由于战争行动和粮食问题，将有2000万到3000万斯拉夫人会死亡”。当年11月，第三帝国元帅格林对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西亚诺（CIANO）宣称：“德国占领苏联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2000万到3000万饥饿的当地人”。这两个纳粹德国的大战犯，此时已露出凶险的杀机。
任何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都必然伴随着大规模屠杀、掠夺和种族灭绝。德意法西斯入侵几乎整个欧洲、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和亚洲的大部分，造成几千万无辜生命被剥夺的惨剧和至今仍无法计数的财产损失。他们不仅葬送了人性，也亵渎了所有人类用于形容“净洁”的语汇。这个道理几乎毋需解释。德国人从“肮脏”战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中醒悟：比起大规模的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战俘的杀戮，自己因战争所遭受的苦难，不仅不是数量上的区别，更在性质上迥然不同。长久而痛苦的反思最终告诉他们：无论死难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大量遭屠杀的战俘，还是德国人民自己，人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所遭受的苦难，根本上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德意志民族的自身缺陷以及由这个缺陷所导致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发动者！正因为如此，在德国，没有人质疑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四项指控：阴谋策划实施威胁和平的犯罪；计划发动侵略战争的犯罪；实施战争的犯罪和反人类的犯罪。
良知和良心，是社会心理正常发展的基础。扭曲的心态往往衍生变形的社会行为。而良知和良心，就社会整体塑造而言，是需要不断激励和维护的。一个民族意识的进步，同社会良心和良知的弘扬关系紧密相连。如果没有上述反思去唤醒社会良知并使之坚定起来，德国社会将永远不敢面对自己耻辱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柏林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的设计，正是唤起德国人民乃至所有参观者良心与良知的一个功德碑。
在议会通过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的议案之后，德国人最终为这个纪念地的构筑，选择了美国建筑师彼德?艾森曼的方案。艾森曼的方案的确别出心裁。他为纪念地设计了一个墓碑群。这个墓碑群由2711块高低错落、犹如墓穴的深灰色混凝土长方块组成。它们各自长2.38米，宽0.95米。其中有303块碑高超过4米；有569块碑高在3-4米之间；数量最多的是高1-2米的矮碑，共有869块。每一块混凝土碑的重量大约为8吨，而最高大者有16吨之重。它们就是这样以外围低、中间高的形制，组成了一片灰色的墓碑林。灰色，代表了沉重和悲哀，而长方形的混凝土群体铸造，则象征了死去的千千万万无辜者。人们可以从碑群的各个方向走到它的深处。当你来到碑群的中心，被一个个深灰色混凝土方块包围的时候，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和悲沉，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死于非命的人们。如果是在夜晚，由祭奠者留下的一簇簇蜡烛，在昏暗中变成了星星萤火，更营造了墓地式的肃穆气氛。碑群的设计理念没有离开传统，仍然直观地告诉人们这是一片墓地；但它又没有使用任何象征性符号，只是用一个个深暗色调的混凝土块来引发拜谒者的联想。建筑师艾森曼在解释他的设计理念时讲到，他希望人们在走进或离开碑群时，能够找到自己对碑群意义的理解。的确，每个走进碑群的人，都会为沉重所包裹；而当走出碑群时，人们的心仍然是抽紧的，在很长时间里无法摆脱压抑的氛围、忘却对死难者的牵挂。尽管碑群外面阳光灿烂，但心中的阴影却无法被快速驱散。可能，这正是设计者为纪念碑群营造的特殊魅力。
其实，从接受学的角度讲，只有给祭奠者心中留下不能抹去的记忆，才达到了纪念的最终目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并且它将离今天越来越远，越来越为后人生疏、淡忘。于是，怎样使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忘过去，便成为纪念地设计的核心考虑。尽管没有设计高耸的墓碑，也没有摆放长明火和永不凋谢的花环，但柏林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和纪念馆却用另一种方式固化着人们的记忆。这其中，设计者深思熟虑地采用了各种有效的纪念元素。
这些纪念元素的集大成者，就是大屠杀纪念馆（也称信息中心）。
纪念馆位于碑群的地下。走进它，就像走入一间布置精细的博物馆；而同时，它又是地上碑群的心脏，因此进到它的内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墓穴。
纪念馆由六个部分组成，即图片与文字介绍走廊；遗言屋；被害者家庭展览厅；死难犹太人名录与资料馆；大屠杀地址介绍和大屠杀资料库。这六个展厅的组合排列，完整而深刻记录了欧洲犹太人遭受迫害和屠杀的历史，给参观者以刻骨铭心般的痛苦追忆。在图片与文字介绍走廊，参观者可以读到从1933年开始直至1945年纳粹分子实行的种族歧视、隔离、虐待与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过程。它展示的图片典型、真实，真切反映了那段人类的历史悲哀。犹太裔孩童胸前的黄色星星标志以及他们可怜无助的目光；被隔离起来的犹太人居住区和被随意殴打的场面，令人嘘唏不止；而犹太人被随意屠杀的场面，则引发人们对法西斯兽行的无限愤慨。图片和文字介绍走廊不长，却记载下一个民族的悲哀和整个人类的耻辱。
而紧接着出现的纪念馆遗言屋，是一个让更多的人感到哀痛的设计：
“我坐在装满物品和行李的车厢里。爸爸和妈妈还有MISCHA坐在车厢的远处。要我们离开时没有通告。我们离开时还唱了歌。爸妈还健康，但他们沉默着。我们还要走三天……”这是一位叫ETTYHILLSUM的女孩在通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火车上留下的遗言。这段话写在明信片上。聪明的ETTY把明信片从车厢缝隙中塞出来，从而使后人有幸读到一位将要走进死亡营的孩子的感受。后来人们知道，ETTY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几周后便死于毒气。这张明信片被照相放大存在大屠杀纪念馆遗言屋。它同收集到的十余件遗言一起，被设计者安放在遗言屋的地板上。遗言屋里只有微弱的灯光。遗言透过地灯映在地板上，就在参观者的脚下。这场景让人们真实感到了死难者在地下的呻吟。
“现在我们知道了可怕的细节。5000多个犹太人被送到PONAR而不是KOVNO并被枪毙，就像动物一样。在死之前，人们怀着极端的恐惧，打开车厢，撕开带铁网的车窗想逃出去，但被射杀了。”这段话采自一个叫JITSHOUKRUDASHEWSKI的13岁男孩的日记。1943年9月，他被射杀于当地一个树林的万人坑里。
“亲爱的ARMAND：MADELEINE和我在火车上给你写信。他们把我们塞进运马的车厢，不知要把我们运到哪里。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非常臭，但也得忍耐。他们把孩子都标上号码，以便我们可以再次找到他们。爱你。”这是一位叫HOTMAN的法国犹太人母亲写给丈夫的信。虽然，HOTMAN走下火车后凭标记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但她们母子最终还是难脱厄运。1942年8月4日，她和孩子死于纳粹的毒气。
“传言是可怕的。纳粹用各种办法杀死犹太人。一些人被送到集中营。在那里他们最多活一个月。想多活时日，就超出了人类的忍受。一些人被枪杀，一些人被活埋，还有一些人死于毒气……”这篇日记节录的作者叫CHAIMAKAPLAN，是一位波兰学者。1942年6月25日，KAPLAN和他的妻子被杀死于TREBLINGKA集中营的毒气室。
“亲爱的爸爸，死亡前我要向你说再见。我们是那样想活下去。但他们不让。我们就要死了。我真害怕死，因为小孩们是被活着扔进死人坑里的。永远再见了！亲吻你，TENDERLY。”这遗言是一个孩子留下的。看得出，他在被害前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绝望。
下面的遗言是在战争期间被地下游击队公布出来的。作者叫FELA，是位犹太妇女。由于这份遗言，人们第一次证实了纳粹分子使用毒气集体屠杀犹太人：“我亲爱的，我们已经给你写了明信片。上面说了我们的命运。他们把我们弄到CHELMNO，已经有25000个犹太人被毒气杀死，屠杀在继续。你们可怜我们吗？只有NATAN、妈妈和我逃过了。没有人能逃过。我们不知道我们将会怎样……”FALA、NATAN和她们妈妈的最终结局不得而知。但依明信片所述推测，她们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
1980年，人们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原址新发现了一份遗言，它记录了一个叫MURCELNADJARG的犹太人的亲见亲闻：“我们抬着死尸。她们是无辜的妇女，被装进焚尸炉。他们逼迫我把灰烬放进袋子，装上车然后扔进河里。河上漂的都是灰烬的遗迹。我看到这一幕真是不可形容。大约有600,000匈牙利、法国和波兰犹太人被杀死。”“午饭后，有5辆车的尸体被掩埋。一辆车上扔出一个年轻妇女，她的孩子还在吸吮着她的乳房，但他已经死了。我们每天从早到晚7点都在干这个。我们听到车上的人的嚎叫和拍门声。工作完成之前，有6个掩埋工人被射杀……”
读到这样撕咬人心的遗言遗书，没有人不会动容。因为，书写它们的人似乎还是活的。他们就在你的耳边述说，在你的眼前哭泣。他们是一个个活灵灵的生命。这些活的生命，就在你眼前被毒气吞噬、被子弹撕碎。而他们没有任何过错。杀死他们的唯一理由，就因为他们的种族，因为他们的身份！可以相信，来到遗言屋的每个人，在读了这些死难者的呻吟后，都彻底悟到了公义：真正承受苦难的，是脚下死去的这些人；而造成人类苦难的，不可能有别人，只能是那些战争的发动者，那些实行纳粹统治的法西斯分子。在遗言屋里停留的人很多，但几乎没有声响。人们读着脚下的遗言，被它们打动，为它们祈祷。
纪念馆其他四个展厅，也都发挥着极大的心灵救赎和强化记忆的功能。家庭厅通过15个犹太人家庭的对比，展示了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发生前后的命运；死难犹太人名录与资料库则提供给参观者数量巨大的名单资料。按照纪念馆的介绍，一个人要读完全部所存的死难者名录和简历卡片，几乎要花费6年7个月零27天。此外，通过与以色列YADVASHEM犹太人屠杀纪念馆连网，读者可以阅读到超过300万条有关名录和信息。
这是一个包罗巨大而又别开生面的纪念系统。它的功能集中到一点，就是回答人们的各种疑问，建立人们强固的是非、真假和善恶的心理底线。也许，一些顽固的法西斯余孽和新出现的纳粹分子还在拒绝正义、诋毁文明，但在正义的努力面前，他们是阻挡不了良知的进步的。而人类良知的推进，显然更依赖于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代表了未来，也肩负着光大良知的社会责任。如何教育他们，让他们记住历史，记住曾经有过的人类罪恶，是极其重要的。而在这其中，关于到底是谁给各国人民带来苦难的疑问，已然不言自明。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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